刘2:河流上划船的人丨记者手记

刘东明(刘2),1970年代末生于山东小城,现居浙江湖州。2000年到北京,从地下通道辗转至各独立音乐酒吧驻场演出。发行的音乐专辑有《刘2的把戏》(2005)、《根据真人真事改编》(2009)、《大地迷藏》(2013)、《新编好了歌》(2016)、《沉默相伴》(2020)等。2022年录制全新专辑《流浪者之歌》。2023年,小说与散文集《大席宴》由理想国发行。(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姜晓明/图)


(资料图)

2023年春,《我们民谣》热播,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又被抛在面前:什么是民谣?

在试图为民谣专题寻找切入点时,“新民谣”、“城市流行民谣”、“方言民谣”这些概念进入我的视线。乐评人邱大立给的回答是:民谣贴标签意义不大——没有一个人可以对民谣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在他看来,民谣应该是言之有物的,如果关乎个人情感,也应有与众不同的思考和表达方式。

“民谣最根本的两点,一是弹唱,一是叙事。很多所谓的民谣歌手缺少叙事,歌词脱离生活,刘东明还是不一样的。”邱大立和另一位乐评人陈郁都提到了俗称“刘2”的刘东明。

的确,在明朗而诗意的词句下,刘东明会用平实而略显隐晦的方式书写站街女、农民、被驱赶的异乡人,种种所谓“边缘人群”的日常生活。拥有这样的观察角度,他并非唯一,但做到“好听”和“有味道”的结合,并不简单。过去的三年,很多音乐人陷入停滞、焦灼,刘东明也有过强烈的情绪,但整顿好这些情绪,他依然把笔墨触及水泥地上的野草、为口腹和尊严与人理论的阿姨、不顾一切也要踏上归乡之路的年轻人。读他的小说散文集《大席宴》,我常常感到一种不动声色的惊心动魄。其实歌里也有这样的意味,不论是听者发挥自由想象,或是悟到了一些歌词的指向。

对很多听歌的人,刘东明凸显陌生并不奇怪。如果没有赶上2000年河酒吧之后的那一拨民谣歌者——那时他们的音乐甚至还未被命名为“民谣”,没有在零星的演出里接触到刘东明自己录制的demo,和别人为他录的现场录音,难免与他错过。后面他自己录的几张专辑,虽有获奖,在市场层面也未激起多少水花。

邱大立指出,由于买唱片的人日益稀少,一位独立民谣歌手一张专辑的实体唱片销量很难突破1000张,大部分可能徘徊在300-500张之间。当下,如果不和大公司签约,也没有机会(或拒绝)上综艺,进而获得音乐节和演出的变现,沉寂几乎是注定的命运。

听上去好像是又一个“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怀才不遇的故事。怎么才能让作品更有效地抵达受众?这不只是刘2和独立音乐界,更是所有创作领域都要面临的问题。刘2还有老友们吆喝,那些在水面之下的素人,怎么办?

还有,我们认为的一些能够穿越时空、具有永恒性的作品,能击中00后、10后,甚至让他们买单吗?

“不一定(不会)耶。”野孩子的马雪松说起,最近在安吉的音乐节上,他遇到两个19岁的女孩,“问她们喜欢听野孩子什么歌?说是《生活在地下》。这是我那个年代听的呀,和我的生活有连接。所以我相信,能感受到的(人)一定能感受到。”

我想起几天前,刘东明去南昌做新书宣传遇到的一位女读者。

“你可能不记得了,黑铁就在师大旁边。当时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一人一瓶啤酒,我把自己喝得晕晕的。窗外是火车轰隆隆的声音,和着舞台上的重音,嘿,这不得来一首?”

2010年这位女士在南昌的livehouse黑铁,第一次听到了刘东明创作的《西北偏北》。恍惚间,一个记忆深处的人,就这样来到现实世界。她陷入回忆和眼前重叠的微醺里,也唤起刘东明的过往。“我记得的”。他回应道。

刘东明的好朋友巫婆告诉我,她在南京某个嘈杂的公共空间接受我电话采访,旁边一个小姑娘,全程听到她讲述刘2,立马“种草”,打算去搜他的音乐。

有人说,民歌是一条河流,那民谣可能就是河流上坐船或划船的人。我想,只要有一丝微澜,刘2们也会撑着篙,不停地划向彼岸。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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