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生物医药创新药公司邦顺制药完成了由深创投领投的B轮融资。这家公司专注开发小分子靶向药物与抗体类药物，已建立了十余条创新药管线，其中多个重点品种和适应症已进入关键注册临床和2期临床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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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在查看此轮融资的投资机构时，一家“西湖创新投资”吸引了动脉网的注意。在医疗投资领域，这家机构成立时间虽不长，但却大有来头。
众多周知，由施一公教授创办的西湖大学，开创了中国社会力量举办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先河，自成立起，就带着科技成果转化的使命和投资基因。而背靠西湖大学的西湖创新投资，正是一个为科学家的科技成果产业化保驾护航的投资载体。
此次被西湖创新投资看中的邦顺制药，身后站的是一个科学家创业团队。2020年，吕裕斌博士和殷建明博士联合创办了邦顺制药，都拥有20多年的新药开发与管理经验。
即将三岁的西湖创新投资，投资或孵化的西湖生物医药、西湖欧米、西湖维泰、药物牧场、瑞奥生物、豪思生物和诺一迈尔等企业，或由西湖大学的科学家主导，或与西湖大学存在着深度渊源。“科学家”也成为了西湖创新投资的一个投资标签。
而在整个创投圈，有高校背景的西湖创新投资并不是个例，如清华系的启迪之星、清华控股，浙江大学创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下简称“浙大创新院”）成立多年且已有成熟布局，“年轻”的北京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也在频频出手；2022年，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中南大学相继发起或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不知不觉，高校VC这股创新力，已经绘就了一张不小的医疗投资版图。
VC排队“抢”教授，这些高校坐不住了
在北京，“科技成果转化”不是一个新词。追溯至1980年，清华大学成立了全国高校第一个科技型公司——清华技术服务公司。之后，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的逐步开放，清华大学出现了创业热潮，从各院系到学生群体和团委组织等，都开始积极创办企业。
1999年8月20日，清华创业园成立，担负起了孵化清华大学分离出的高科技企业责任。随后，启迪之星、清华控股相继诞生。20年多年时间，荷塘创投（原启迪创投）、启迪种子、水木创投、清源德丰、清控银杏创投、华控基金、清华X-lab创业DNA基金等多家投资机构、孵化器陆续出现并活跃在中国的创投市场上。
在由国家科技评估中心等机构编纂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21年度报告》榜单中，清华大学位居我国高校所有科研成果转化的金额排名第一。这离不开清华大学过去数十年在科研力量、政策完善、技术转移体系、产业化投融资等方面的步步积累。
2021年4月，在距离清华约1.5公里的北大校园里，成立仅一个月的北大科技成果转化基金迅速地投出了第一个项目——由北大材料学博士创办的金羽新能。迅速而果断的行动背后，是北京大学对推动学校原始创新与成果转化的信心和决心。
这支基金被寄予厚望。它是北大第一支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又名“元培基金”，一为纪念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二取 “培育原始创新”之意；再看LP投资组合，该基金汇聚了北京市政府主导的北京科技创新基金、北大教育基金会、方正和生和其他知名VC等优质力量，共同为高端“硬科技”领域的原始创新阶段项目助力。
过去两年里，北大科技成果转化基金运行效果明显，仅在医疗领域便领投或参投了血霁生物、宜明昂科、泰阿科技、丹序生物、超目科技、士泽生物、金竟科技等具有高成长性的项目，陪伴一批科学家跨出了成果转化第一步。
从北京沿着京杭大运河踏水向南，来到杭州城，一粒科技成果转化的种子早在十年前就被洒在了浙大。
2023年，浙江大学旗下的科技成果投资转化平台--“浙大创新院”迎来了“第二个十年的”开端。在过去的十年里，浙大创新院收获颇丰，医疗健康成绩单上不仅有柔灵科技、晟视科技、领脑科技、碧泰医疗、普昂医疗、凯实生物等一批高潜力科技企业，还有明峰医疗、归创医疗、联川生物、微泰医疗等上市企业的身影。
现在，依托浙江大学的科研力量和科技成果、人才优势，浙大创新院已成长为浙大控股旗下一家集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科技成果产业化、市场投资、人才培养、企业孵化于一体的早期科技项目的综合性科创平台。
继续一路南下，科技成果转化的脚步来到了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纷纷成立创业投资基金，从投资视角在“学”和“产”之间搭建起一架桥梁，助力科学家从“0”成长到1，然后到正无穷。
一个属于科学家的时代在崛起。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高校VC正在走上中国的创投舞台。
不同高校VC的钱，从哪来？花哪去？
资金是投资机构的弹药，是推动成果转化的基本要素。基于学校背景的差异，各高校VC的投资组合和投资策略也各有特点。
丰富的LP资源组合，为高校VC带来资金支持、技术帮助、市场渠道等多样的产业资源。
高校VC的资金募集渠道丰富，除了自有“资金池”，还会获得政府引导基金支持，也能向市场募资。政府出资是希望被投项目能够来到本地，创造税收和就业；上市公司则希望被投项目能与自身业务协同。
于2018年成立的深圳大学科技创新创业基金，就首创了“高校+政府+上市公司+校友企业”的创新模式，引入四家上市公司作为产业战略投资者，结合深圳大学及龙岗区的区位优势，导入一系列市场、技术、生产资源，投资或孵化校友企业的持续发展。
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母基金、湖南湘投执君生命科学产业基金（中南大学）、深控投南科天使基金（南方科技大学）等大多高校VC都拥有不同的LP资源组合。此外，企业捐赠、大学校友基金出资也是高校VC的募资方式。
在投资偏好上，高校VC偏好“自家人”的硬科技，且主要在原始创新阶段进入。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王乐今教授与清华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和中科院理化所几位教授联合创办的超目科技，获得了清华水木创投、北大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等知名机构的投资；荷塘创投投资组合中，清华等高校转化及医院孵化项目超过三分之一；在浙大创新院的医疗投资项目里，80%的被投项目由浙大教授或校友创办，覆盖了生物技术、制药、高值耗材、医疗器械和脑科学等高潜力领域，且大多在天使轮或首轮融资时加入。
在项目的选择和赋能上，每家机构各有侧重，既有广泛投资的综合型VC，也包含了对特定行业、特定地区进行投资的垂直VC。
对于那些学科丰富且完善的高校而言，旗下VC的投资领域比较广泛，如医疗健康、智能制造、半导体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但也有一些高校为了促进医疗领域的成果转化，设立了医疗垂直VC，如同北京大学百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关注北大医学领域的创新成果；中南大学的湖南湘投执君生命科学产业基金重点关注和投资中南大学的医疗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在特定地区上，复旦大学的复创投资落地珠海横琴，旨在推动相关科技项目在珠海落地转化；南方科技大学的深投控南科天使基金则着力促进深圳基础研究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暨南大学的广东暨科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重点投资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科研院所的优质科研成果转化项目。
此外，各个高校VC在基金规模、组织形式（公司型或有限合伙）、管理形式（基金管理人或高校自建团队管理）上也会有一些不同。
政策鼓励、技术变革、科学家需求，推动高校加入VC队伍
高校深入参与VC事业的背后，是国家层面、产业资本层面、基础科研层面正在实现三位一体，剑指核心科技的原始创新。
首先，高校是科研成果的重要来源，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创新已成为十四五规划的重中之重，我国也先后围绕国家战略、法律法规、行业指导三个维度出台了多项关键性政策，完成了科研成果转化在政策端的“三部曲”。在一系列鼓励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宏观政策及配套文件不断出台的背景下，作为重要源头的高校也开始不断完善校内成果转化体制机制。伴随政策体系的逐步完善，医学创新转化工作已从国家层面的政策呼吁，逐步转变为地方和高校、医疗机构层面的行动自觉。
技术变革带来了巨大的产业机会，科学家在医疗领域创业的大时代正在来临。如2010-2020年间，移动互联网迎来大发展，互联网医疗、医疗AI等领域诞生了诸多行业巨头。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从“模式创新”到“科技创新”转型的拐点，从过去的要素驱动 、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人口红利转向创新红利，从工人红利转向工程师红利。进入2021年后，下游行业逐渐成熟，“低垂的果实”无处可摘时，具有原始创新能力的科学家被资本市场疯抢。科学家创业项目竞争激烈，市场热情持续高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教授主动或被动地走出象牙塔出来创业。
科学家创业需要专业的孵化投资和天使投资的大力扶持。科学家创业往往面临“长板特别长、短板比较短”的问题，需要产业资源深厚且经验丰富的孵化器和天使投资机构，来帮助科学家弥补管理和运营短板，包括搭建团队、寻找创业伙伴、寻找商业应用以及运营和商业拓展等，陪伴科学家创业者们顺利渡过初创期，获得高速发展。
高校VC支持科学家创业“最初一公里”
高校VC依靠学科优势、医疗资源、科研技术实力和产业网络等资源，能够更好地支持科学家创业的“最初一公里”。
不同于相对成熟且经过市场验证的中后期成熟项目，早期医疗项目不可控性强，评判的维度也更多更复杂。优秀的原始创新项目往往隐蔽性强、风险高。
一方面，高校相对封闭，科研项目的原始创新能力被低估，且教授的主要时间和精力在实验室和教学工作上，与产业缺少沟通桥梁和机会，项目与市场需求存在信息不对等，产业化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项目团队的不稳定性，如科研人员兼职工作，缺乏生产制造、企业运营、商业拓展等相关团队的配合，成果项目一波三折，成功率相对不高。而且，并非所有的颠覆性创新都适合转化。
高校VC依靠与教授、校友之间的天然联系，则更容易发现和筛选贴合临床需求、具有高潜力和成长性的原始创新项目。另外，高校VC在提供资金支持之外，依托高校的人才教育、科研技术资源，为项目团队提供创新技术方案设计，并基于市场/临床需求调研，指导科研转化与需求紧密结合，提高科技成果的实用性、新颖性和转化价值，提高项目产业化成功率。
高知识壁垒行业，技术保密极其重要。对于长期浸润在科学研究环境的科学家们，他们或许不太能够分辨出哪些投资机构是做实事，哪些机构是“捞快钱”的。北大一位教授接受采访时表示：“有一些科研创业朋友在引入投资机构后，就很难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决定公司的发展方向。有些资本会要求他们快速实现盈利，而这就背离科学家们创业的初衷了。”
高校VC将学校利益与科学家团队利益达成一致，获得科学家的信任，优先获得技术信息，进而帮助科学家探索商业价值，寻找市场定位等。在项目挖掘方面，如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发布了长期征集储备项目，实现校本部、医学部、附属医院、深圳研究生院、北大各校地产学研平台在内的创新团队和项目全覆盖。
高校科技成果管理专利审批程序复杂，专利转化进度周期长、速度较慢。比如在一些项目中，学校和医院都握有一定的知识产权比例，在转化过程中就得通过两个不同部门不同的判断体系，步骤相当复杂。出身于高校的VC，熟悉学校的技术转化流程，降低与技术转移部门等相关部门的沟通成本，顺利解决科学家的专利申请、政策咨询、投资谈判、团队搭建等问题，提高项目转化成果率。
比如清华大学构建起的技术成果转移转化的工作体系，包含OTL、OTT、科研院、校地合作办公室、技术转移研究院和投资机构等，让政策体系、转移体系、科研创新体系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基于此，对于那些具有丰富科技成果的高校而言，建设一支具有高效执行力、早期重大原始创新识别能力强、深受科学家信任且有耐心陪伴的早期股权投资基金，对于推动本校的原始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重大意义。
高校VC在人才建设、运营管理上还有待改善
在投后环节，高校VC也不是被动跟随企业发展，而是依托在高校、临床医院及医疗产业界的深度积累，主动搭建技术、临床及医疗产业多方资源整合，并以深度的投后管理和资源导入孵化其成长。后续，高校VC也需要积极和行业中的政、产、学、研、医各方参与者合作，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实现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落地。
但同时，高校VC也存在一些待改善的地方。一位资深高校VC投资人介绍，早期医疗项目不可控强，且科技成果转化涉及技术、法律、金融等多方面，需要投资人具备更多元化的项目筛选审核和服务能力。但国内没有形成高水平的职业化培养体系，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人才培养主要依靠短期培训，专业化队伍极为紧缺，且一些高校VC有着不同于市场的运行机制，在决策流程、团队建设、收益分配、投资人才梯队建设上都会存在一些困难。
总的来说，高校VC已成为科技创新大势里不可或缺的存在。在整个医疗创新大发展的时代，他们乘着时代风云，以微毫中诠释盛大。
